关于“呼兰大侠”的传说，在网上传得神乎其神，有些过于离谱了。一个版本是夜袭公检法家属院连杀52人。

　　1987年至1988年间，凶手一共杀害了约十一人，这些人中包括了五位民警，其中一位法院干警。

　　1987年6月6日早晨，受害民警岳父岳母发现案件现场——许堡乡派出所民警张福贵家，案发现场共有三间房间，受害人们皆死于卧室里，其中房间玻璃已碎，现场发现42码农鞋印。

　　张福贵本人身中17刀死亡，妻子孟女士身中7刀死亡，大女儿（10岁）身中6刀死亡，二女儿（7岁）身中3刀受伤【后交由呼兰警方抚养，长大后也成为警察】，小儿子（5岁）身中3刀死亡。

　　1987年10月12日夜，万发镇派出所所长贺瑞忱于家门外身中一枪4刀重伤后死亡，第一发现人为其邻居——同村干部邹树申，几分钟后蒙面歹徒重返现场枪杀邹树申。

　　当时贺某家中有一位家访教师，程老师闻声出门与歹徒正面相对，歹徒开枪但卡壳，程老师用板凳击落。

　　1987年10月28日清晨，受害民警女儿（已婚住隔壁）发现案发现场——呼兰县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马福林家。马福林（西屋）及其小儿子（东屋）于炕上被乱斧砍死，其妻子于墙边被砍死，伤口较多。

　　遗失手枪一把，子弹若干，自行车两辆，后于6公里外发现并提取右手拇指和食指指纹。

　　1987年12月27日傍晚，呼兰县建国派出所民警朱海前往副局长董超家谈事，于董超家门口被枪击致死，先中腰部，后胸口补枪。董超在送医途中去世。

　　1988年2月15日，呼兰县人员法院法警刘永吉在家出门倒水，凶手从其身后出刀捅伤其后背，两人厮打中凶手连开2枪，未击中要害，刘永吉反击一枪落空，后刘永吉抢救无效去世。

　　第二案中于河岸边发现42号农鞋，长约74厘米深灰色上装，长107厘米蓝色下装。裤子上有柴油和机油污渍，裤腿有金属油漆。衣裤均无烟丝烟沫。

　　二、从凶手留下的衣物情况去看，凶手有可能从事的是车辆维修工作，但这明显是凶手抛掉的伪装，所以是凶手亲属/朋友从事车辆维修工作的可能性更高。

　　以下内容参考来源《追踪呼兰大侠》系列，假如没有案情基础，请阅读原文方便理解。

　　第一起案件发生于1987年6月5日22-24时，受害人张富贵身份是许堡乡派出所外勤民警。

　　当天19时许，在朋友家吃饭，吃完饭后朋友留宿，张说好几晚没回家，要回去看看老婆。张回家后先到岳父家坐了一阵，离开时大约21点半，回家上炕睡觉时间至少是22点了。

　　根据后续来看，这五起案子全是针对公安群体，第一起案子不是偶然，凶手的目标就是张富贵，他没在张富贵不在家的时候动手不是偶然，他知道当天晚上张富贵肯定在家，他凭什么知道？要么是通过当天跟张聚餐的朋友知道，要么就是他亲眼看见张富贵到家，我更倾向于后者，文章中并未提到张富贵当时喝酒在呼兰县城何处，我在高德上搜索了从呼兰区政府到许堡乡政府的距离，走222国道哈萝公路基本是一条直线公里，不清楚张当时具体使用的是什么工具回家，我猜大概率是摩托/小车，如果对方一直尾随，夜里还是非常容易被发现，张回到许堡乡后又先是去了岳父家喝茶聊天到21点半左右，如果是跟着张富贵回来的，跟太紧容易被发现，跟太松他不可能知道张富贵去了他岳父家。基于此，我更倾向于凶手住址距离张富贵家很近，他亲眼看见张富贵回家，又看见张富贵家熄灯，等觉得张富贵差不多睡着后，再摸进去行凶。

　　参考文中提出了凶手进入现场有两个可能，窗进窗出/门进窗出，窗进窗出的理由是案发现场的门栓在案发后都是从内锁着的，门进窗出的依据是当地妇女喜欢裸睡，女性死者身上穿的线衣线裤符合半夜起来给人开门的情景。

　　这里唯一有争议的只有进这一个点，文中描述西屋地上有碎玻璃渣，既然是屋内地上，就更倾向于玻璃是从外向内被弄碎的，但也有一定的可能是凶手故意伪造现场。这里不做具体判定，只是给大家挑明各种可能性。

　　凶手把张富贵家翻得很乱，却没有带走相机、手表和上衣内的几十元现金，张富贵的衣服裤子放在炕头，他拿走手枪和子弹又把现场翻乱，不至于没有发现这些东西，说明什么？三点：

　　一、凶手经济条件应该不错或者对钱没什么需求，应该是有稳定又不错的收入来源或者有人供养。

　　二、凶手杀张富贵一家的动机，里面多半有仇恨因素，不单单只是为了抢枪，张富贵身中17刀比其他三个死者加起来还多一刀也算是一个佐证

　　第二起案件发生于1987年10月12日19时过，受害者贺瑞忱是巴彦县万发镇的派出所所长，这起案件本身应当十分关键，如果说针对张富贵犯案有50%是报复50%抢枪，那针对贺瑞忱就100%是报复。

　　从逻辑上来说，凶手抢到枪，第一个想要关照的就是贺瑞忱，可以看出在这五起案件中，凶手对贺瑞忱的仇恨是最盛的。

　　文中贺瑞忱的妻子王敏介绍，贺瑞忱当天有别于常，回到家与正在家里拜访的女儿老师交流时，直勾勾的盯着窗外，一边掏枪一边往外走。

　　文中还说等王敏几人赶到院门外时，贺瑞忱已经中枪倒地还挨了4刀，并说“有人…用枪…打我”，我不知道这是当事人的实际描述还是作者的艺术表达形式，有点像小说里，要说出凶手的名字时，角色突然嗝屁了。

　　结合前面贺瑞忱回家后的异常表现，要么是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且意识到对方很危险，要么是对方当面威胁他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按照贺所长的火爆脾气非得把对方送进去不可，如果是前一种情况，贺所长会不会在明知被跟踪的情况下还回家，把危险引向家里不得而知？从前面的内容看，凶手最恨的应该就是贺所长，他不知道贺所长家在哪里是非常奇怪的，如果知道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跟踪，只需要确认贺所长回家了即可。从张外勤都配枪这点来说，那个时代的警员有佩枪应该是很平常的事，凶手虽然有枪，贺所长同样有枪这件事，他肯定是知道的，为何不深夜里偷偷潜入，保障安全，而且文章中描述，贺所长是10月12日晚上19时许回的家，那个季节和时间点的东北应该黑尽了吧，贺所长向窗外望能望到什么，他不选择在贺所长回家途中干掉他，偏偏选一个道早不晚的时间行凶也是匪夷所思的，看样子贺所长不追出去，他就要杀进人家家里，晚上七八点谁都没睡，他有枪贺所长也有，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他不在路上干掉贺所长，说明他想灭人家满门，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枪丢后，他又抢枪却没有杀回马枪，好像这个仇又不是那么深。

　　我丝毫不怀疑凶手杀了贺所长这个事实，但是我对这段案情描述的细节真实性存疑。

　　第三起案件被害人马福林，因为凶手在第二起案件中失枪，所以很多网友认为第三起案件凶手的目的是抢枪。凶手针对马福林一家三口的作案手法十分残忍，马福林一家三口都死在炕上，马福林本人在睡梦中被杀死，他儿子尝试起身未能成功，他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被砍死在墙角，有部分伤痕是死后没有生活反应后砍上去的，有泄私愤的可能性。

　　这起案件中有两点值得重点关注，一是凶手杀完人把马福林家养的鹅放出来破坏了案发现场，说明凶手的反侦查能力很强，专业性高。

　　二是马福林案件中，马家丢失自行车两辆，专案组对此产生了一人作案/两人作案的争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人作案，但我更倾向于是两人，后期针对这两辆车的排查，发现车辆被凶手停放在距离案发现场6公里外的地方，一个人骑两辆自行车6公里显然不现实。在这起案件中，警方推论凶手佩戴了手套，并把鞋底磨平过，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是凶手家里本来就有的旧鞋，他做案时是带了手套，所以自行车上没有留下指纹，而另一人是配合凶手放风，未戴手套骑走自行车，虽然在遗弃时可能做过擦拭，但不够仔细，导致留下拇指和食指两枚指纹。

　　案发后，公安机关针对这两枚指纹做了大量工作，对于年龄、身高条件一再放宽最后却一无所获，警方内部推测指纹有可能来源于过路人，我更倾向来源于帮凶，如果是过路人接触车辆，车辆被骑走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帮凶是女人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起案件发生于1987年12月27日下午17时后，民警朱海有事前往呼兰公安局副局长董超家中，被凶手于20米外，连开两枪，送医后不治身亡。文中推断，凶手针对的应该是董超，因朱海与董超在身形、外貌上有些相似，被凶手误判做了替死鬼，这里提个疑惑，朱海三十三岁，董超五十多岁，凶手眼神可能不太好，当然更有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天黑得比较早的缘故，凶手只看到警服和身形就动手了。

　　根据现场勘察，凶手行凶前在董超家外蹲守过，凶手选择守株待兔，又把朱海当成董超给误杀，说明他可能并不太熟悉董超，董超家的家庭住址究竟是他打听到的还是公安内部有人泄露给他的？作为副局长的董超，回不回家，什么时候回家都是不固定的，凶手明显不是碰运气，而是知道他当天会回家，还知道比较具体的时间点。

　　凶手为什么要杀董超？董超跟他有深仇大恨吗，显然不是，后面他知道自己杀错了，却没有选择再次对董超动手，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董超/董超家的戒备能力和戒备心都加强了的缘故，但不论怎样，说明他跟董超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有，按照他的性格，肯定会再次出手。

　　他杀董超的动机是什么？从蹲点守候来看，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董超，从刺杀结果来看，他自身与董超有可能不太熟，从刺杀失误就放弃刺杀来看，凶手与董超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起案子有别于前三起，第一起和第三起都是入户杀人灭门，第二起如果不是贺瑞忱主动追出去，也应该是入户灭门，这起虽然错把朱海当成董超，但是凶手主动在院外开枪，并没有等他的目标“董超”进门后动手，说明这起案件他只针对董超一人，这是佐证。

　　公安系统内部有人可能向凶手提供了董超的家庭住址和下班回家时间这些具体情报，凶手刺杀董超的出发点，可能是因为内部人员接触到案情，其中董超的调查方向或者看法是对的，让内部人员感受到了危险性，于是知会凶手除掉董超。

　　第五起案件，发生于1988年2月15日，大年二十八，被害人是法警刘永吉，凶手在有枪的情况先选择用刀袭击，见刘永吉有掏枪动作后，凶手才选择开枪，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文章里说的刘永吉所住的环境是法警宿舍区，旁边就是他父亲家，周围还有其他法院职工，凶手选择二十八作案，首先用刀是减小动静，其次开枪可能被误听成烟花爆竹。但是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比较小，凶手用刀杀人的动静不一定比用枪杀人小，我觉得更加可能的是他不想让刘永吉死得那么痛快，而这种深仇大恨有可能来源于刘永吉本人或者刘永吉身为法院干部的父亲刘勇。

　　1987年10月27日 星期二 呼兰马主任，年龄不详，但其女儿成家，儿子20岁，文中称其妻老伴儿，结合其职务，当时年龄应当在45-55岁之间。

　　这系列案件是针对警务人员这点是没错的，但是是针对特定警务人员还是这个群体，又或者是有部分案件针对特定人员，目前来说还不够下定论。

　　网上有相关说法是五起案件的受害人，从职务分布上来看有可能曾经经手过同一起案件，凶手对结果不满，导致怨恨，这是凶手的动机，也有说法是第一和第三起案子不是仇杀，目的是抢枪，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但是我认为有可能是不止一起案子，而是两起，其一是警方肯定从被害人方面下手调查过，被害人之间的关联性是重点，但是看结果是没有找出线索的。有报道中出现过目击者描述凶手大概35岁，结合受害人年龄分布来看，导致被害人仇视警方的这两起案件对应的时间节点有可能是文革和严打。

　　文革有可能是针对的是凶手的父辈、爷爷辈或者兄长的不公，严打可能是自身、平辈的兄弟姐妹或者晚辈的子女被严判，但自身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83严打，87放出来明显不够严，当然也要看是犯的什么事，如果是偷了一袋玉米被判四年，也是有可能导致凶手怨恨的。

　　招致凶手对警方产生怨恨的案件，也不一定是刑事案件，也有可能是民事案件拉偏架，处理结果不公等。

　　从凶手案发后未拿走值钱物品这点看，凶手应当有稳定的可观收入，或者有人供养。这点主要来自第一起案件。

　　凶手的反侦查能力很强，专业性很强，有可能当过兵，这点每起案件都有所体现，尤其是第三起。

　　从第四起案件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凶手在警局内部有同伙。（他自身出自警务系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应该当过兵）

　　第一起、第三起是入户抢枪灭门案，是针对特定人员还是特定人群或者针对特定目标抢枪，没有决定性的证据，但是是的可能性较高，依据是案发现场的惨状，有发泄情绪的表现。

　　二五起是明确针对特定人员复仇，针对人员是贺所长和刘法警/刘法警法院干部的父亲，但是第二起的贺所长又是唯一一起呼兰以外的弑警案件，两地分属不同辖区，所以这可能是分别对应两起案件。

　　作案时间集中在夜间，第四起凶手没有想过要入户，目标一人所以时间稍早，在17点后，第一起因为张富贵回家晚，所以作案时间最晚，凶手对自身的目标，回家时间掌握得很彻底。不论是17/19/22点只要是他的目标，他全知道。

　　我的观点还是第一个案件的观点，凶手选择第一起案子针对张富贵，掌握张富贵的回家时间，原因是凶手来自许堡乡。

　　我们一般形容大部分犯罪分子凶残狡猾，其实是过誉了，但是这个案子的凶手却是彻头彻尾的凶残狡猾，令人背后生寒，另外一个让我有这种感觉的是白宝山。

　　以上五起案件基本就是这样，对于其中的疑点我已经写出来，但是鉴于案情本身太多太复杂，还需要更多时间来思考，我目前并不能给出一个是合理的的答案，如果以后在细节上有突破我会再更新这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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